新增多个航线航班 舟山普陀山机场将开启夏秋航季

发现问题后，南浔区环保局依法责令两家涉事企业停产整改。

2017年，我国进一步推进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到今年要完成2050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自动站建设，统一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运行和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等环境监测方面的改革文件相继印发，我国环境监测改革不断取得积极进展。

今年5月9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高分五号卫星，我国卫星遥感监测又添新成员。同时，在污染源监测方面，我国依法推动落实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主体责任，加大污染源监测及信息公开抽查力度，建立企业自行监测和监督性监测的信息公开通报制度。各地正在加紧建设的自动监测站是我国环境监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将进一步提升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地表水国控断面从十二五期间的972个扩展到现在的2050个，覆盖全国十大流域1366条河流和139座重要湖库，实现了反映水环境质量现状和变化趋势，基本满足水环境质量评价与考核需求。刘志全表示，空气、地表水监测事权上收，厘清了国家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化解了地方行政干预，减轻了基层压力和负担，实现谁考核、谁监测，是我国环境质量监测机制的重大改革，切实保证了监测数据独立、客观、公正。

我国还进一步借助天眼监测自然保护区生态状况。为减少地方人为干扰监测数据冲动，2016年我国全面完成了空气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工作，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开展运行和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大作用，深入推进政策改革与创新。

这一点，绿色税收、绿色金融、环境价格等政策表现明显。有人说，环保税就是要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算清糊涂账。《十三五环境政策法规建设规划纲要》对环境经济政策发展提出了明确目标。开征环保税使企业短期面临一定压力，但随着产品转型升级，就能减少税收成本。

如果说法律和行政手段具有直接刚性的优点，体现的是外部约束，环境经济政策则基于市场原理，是一种内在激励力量。十部委出台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涉及绿色采购、领跑者制度、阶梯水价、新能源汽车补贴等。

事实上，我国早前取消部分两高产品出口退税，也是为了取消两高一资行业的政策红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如果说这两项政策主要在推进政府和企业践行绿色理念，阶梯水价、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策则直接影响公众的消费行为。这些机制奖惩分明，甚至带有对赌意味，地方政府既感压力，更感动力，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显著提高。在新能源汽车补贴方面，2017年7月，13个省市出台了相关政策，促进更多公众选择新能源汽车。

除了生态补偿，绿色保险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也逐步发挥作用。绿色消费政策不断完善，助推生活方式转变环境经济政策的突出进展，还表现在绿色消费方面。近年来，这些政策持续推进。政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更多是通过内化环境成本、推动企业产业转型升级体现。

顶层设计发力，为各方实践提供了支撑，指明了方向。最新报告显示，新安江作为我国首个试点流域，2012年至2017年，上游总体水质为优。

如山东省按照每改善（恶化）1个百分点，省对市（市向省）补偿20万元的标准计算补偿资金额度。仅2017年，国家层面出台的环境经济政策相关文件就达42个。

比如，环保费改税，一字之差，实现了从条例到法律的飞跃。运用价格手段可以迫使违规产能退出，依靠市场竞争来出清低效产能。2017年，转移支付县市区数量由原来的676个增加至816个，转移支付预算数为627亿元，比2016年执行数增加57亿元。截至2017年11月，全国PPP项目6806个，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达485个，占项目库总项目数量的7.13%，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PPP模式，加速了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一位企业主管说，税比费具有更强的刚性，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关于税收的负面新闻将严重影响股价。从空气质量来看，一些地方出台了生态补偿方法。

激励作用进一步显现，有力推动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向纵深发展，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步加大。另一方面，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加快。

从绿色金融来看， 2017年，中国在境内和境外发行绿色债券123只，规模达2486.797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25%。从环境价格来看，阶梯电价等政策效益突出。

目前，已经确定钢铁、电解铝等6个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相关部门已发布23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20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2017年，我国对钢铁行业实行更严格的差别电价和阶梯电价政策，钢铁行业淘汰类加价标准由每千瓦时0.3元提高至0.5元。推动企业转型、产业升级，本就是环保税的题中之意。一方面，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在高风险行业环境污染强制保险试点的基础上，相关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也已出台，损害生态环境的现象将得到一定遏制。

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方的积极推动下，环境经济政策在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比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资源税法（征求意见稿）》，资源税法呼之欲出。

在各方的关注和努力下，环境经济政策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还可看出，覆盖范围更广，填补诸多空白。

顶层设计发力，体系不断完善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六大原则之一。在媒体相关调查中，刚性转型升级是企业主的普遍感受。

由于具有重要生态地位，这些地区的开发往往受到一定限制。各地也积极出台补贴政策，2017年，北京市完成900余个村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天津市完成16.6万居民煤改电工程。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环境经济政策的杠杆作用越来越大。在生态保护方面，生态补偿政策效果显著。

京津冀加速污染治理进程，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在阶梯水价方面，截至2017年底，31个省（区、市）全部建立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制度，有效调动了居民节约水资源的积极性。

绿色采购制度稳步落实。强化环境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提高政策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争取在进一步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方面迈出坚实步伐。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已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顶层设计发力，为各方实践提供了支撑，指明了方向。